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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直面临体制性障碍

2015-10-27 12:50:1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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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就走上了一条下行通道,同时一系列的经济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如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政界和学术界讨论的核心问题。纵观各方的讨论,我认为可以归纳为两种分析框架和由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引出的不同方略和对策。

第一种是从需求侧去分析,也就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通道是因为需求乏力。这种分析方法源自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需求应该是由四个项目组成——投资、消费、净出口和财政赤字,在中国把它简略为“三驾马车”,没有财政赤字。

有人根据需求不足、“三驾马车”力量不够而导致经济增速下行推导出:要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就要想办法增加需求,最后落脚到用增加投资来拉动增速的办法上。这种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存在很大问题,就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

另外,从实际表现看,中国用这种方法应对GDP增速下降已有很长时间了,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采取了强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速。2009年到2010年,经济增速从年增长6%拉到8%以上,甚至到了10%,但这个增长很短暂,2010年年末就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从2010年至今,几乎每年或隔一年就会采用这种强刺激的方法拉动经济增速。

这样做产生了两个负面结果:一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速的效果越来越差。这是因为单靠投资去拉动增长,结果一定会发生投资回报率递减倾向,尤其是最近两年,刺激作用几乎是零。另一方面,因为过度投资,使得国民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就是杠杆率变得越来越高。从研究机构的研究来看,中国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在GDP的250%~300%之间,显然巨大的债务积累已威胁到整个资产负债表的安全,蕴藏着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第二种是从供给方面分析。按照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靠三个基本因素——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资和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样一种分析框架,用来解释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高速增长,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用这个分析方法,去寻找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的动力,也是有效的。

青木昌彦教授曾在对比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韩国之后指出,由于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也就是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青木通过分析日本和韩国的增长变化过程,认为当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20%左右时,库兹涅茨曲线就进入转折,此后,城市化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平缓,速度降低。这意味着,这时依靠一个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就乏力了,必须找到新的驱动力量,这个驱动力量就是增加索洛余量,也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中国今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主要的驱动力量应该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主要依靠投资、主要依靠投入资源,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一句话,就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

但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20年前就提出来了,至今整整20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转变呢?因为存在体制性障碍。这句话最早出自2003年中央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里,但在“十一五”“十二五”前期都没有太多改进。2012年情况发生了转变,就是十八大决定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现存体制,用改革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所以,应对困难的主要方针,就是要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稳住大局,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现在看来,许多方面还需要加快,另外一些领域还没有真正走上改革道路。

目前我们面临的改革,第一个就是简政放权。这在21世纪初期曾做过一次,一方面因为存在很多水分,另一方面一加强“有保有压”的调控,就是大量增加了政府的干预。因此,现在要把简政放权制度化,制度化无非是两件事:一是要尽快制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另一件事就是要制定各级政府的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行。

第二个问题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的核心改革现在看来进展不错,比如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放开了。但是在金融市场方面还有很多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监管。

过去我们的监管办法主要是事前监管,靠审批来监管,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从事前监管转变到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以合规性监管为主,而不是靠审批。比如证券市场这方面的改革,一直进展非常慢。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是,今年股市大幅持续下跌发生以后,审批制变注册制的改革,似乎要推迟了。

财政改革总体是可以的,但是财政体制遗留的问题太多,再加上各级政府杠杆率太高的问题要消化,这使得整个财政改革碰到许多实际的困难。到底采取什么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价格改革是最近才提出了指导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困难但又非常关键的改革。国企改革有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一个是国企定位;另一个就是代表国有、国家来掌握国有资本的机构,到底是管资本,还是要管人、管事、管资产?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为什么要建立自贸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的讲话里说得很清楚,是要顺应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这样一个大的趋势,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个意见非常重要,但是碰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人认为所谓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或者叫自由化,这种趋势是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另外一个,就是各个部门总愿意把住自己的权利不放,就使得负面清单难以缩短。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CIDEG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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